晉朝文化 學術思想在兩晉時期有著重要發(fā)展
漢代以前，政治主權完全在華夏族，漢代以后，政治主權不全在華夏族，邊疆民族帶來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。時天下大亂，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，儒學中衰。曠達之士，目擊衰亂，不甘隱避，則托為放逸，遂開清談之風。晉室之興，世亂未已，向秀之徒，益尚玄風。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匯，中國文化逐漸轉(zhuǎn)變?yōu)槿遽尩廊诤现疇顩r。
學術思想兩晉時期是中國文化發(fā)展的重要時期之一，文化中心為建康、洛陽，在官方教育方面，晉朝在中國歷史上首創(chuàng)了國子學，以后歷朝歷代延續(xù)，直到封建社會末期。在教育學領域還是中國最早把書法作為教育課程進行推廣的時期，在官方提倡書法教育，設立書博士。這是因為從司馬懿到司馬炎時代都有重視書法的傳統(tǒng)，在《法書要錄》中記載魏國的五位書法家中，司馬師、司馬昭兄弟與韋誕、虞松、鐘會被認為是魏國書法名家。此時期是一個文化開創(chuàng)、沖突又融合的時代。由于儒教獨尊的地位被打破，使得該時期的文化走向多元發(fā)展，不斷的開發(fā)新領域與新學說。當代學派除儒教外還有由本土發(fā)展的玄學 、道教及由印度東傳的佛教，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該期間逐漸擴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。
邊疆民族的南下帶來草原文化，東晉結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，之后南北雙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。兩晉的社會問題主要圍繞在世族上，世族是構成社會的統(tǒng)治階層，深深影響該時期。當代文化脫離儒教影響而發(fā)展出純哲學、純文學、純藝術、純史學及新的科學技術。例如王羲之及王獻之的書法 、顧愷之的繪畫。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，由于邊疆民族內(nèi)遷、北方人群的南下，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。由于儒學一統(tǒng)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，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。各國為了生存或戰(zhàn)爭，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(qū)農(nóng)業(yè)與手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。道家對中國科技史亦帶來貢獻，其外丹、內(nèi)丹修煉包含多種科學。外丹包括了黃白，也就是煉金術。
以爐鼎燒練鉛汞來提煉丹藥。丹藥有些有毒，但有些有功效。內(nèi)丹則以人體為爐、人的精氣為材料、以神為運用來燒練成“圣胎”。它的修煉方法涵蓋養(yǎng)生學及氣功。由于兩晉世族生活優(yōu)越，產(chǎn)生許多優(yōu)秀的藝術家。清談帶來邏輯思辯的發(fā)展，以及老莊的自然觀，使藝術蓬勃發(fā)展。繪畫等藝術脫離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，逐漸發(fā)展成純藝術。佛教的推廣，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現(xiàn)，帶動藝術創(chuàng)作。佛經(jīng)、佛門故事的傳入也拓展藝術的想像空間。到南北朝時藝術更興盛，南方以繪畫為主，北方以雕刻塑像為主?！吨窳制哔t與榮啟期》，南朝大墓磚畫。由上至下，左至右分別為春秋隱士榮啟期及竹林七賢阮咸、劉伶、向秀、嵇康、阮籍、山濤、王戎。晉朝的學術思想，已由經(jīng)學轉(zhuǎn)為玄學為主。清談則于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。魏晉交替之際，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，政治壓抑，社會動湯，時稱“魏晉之際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”，名節(jié)禮法流于虛偽或鄙視。此時世族茍且偷安，又心懷憂慮，遂以清談代替，拋開現(xiàn)實，專尚理辯。儒學發(fā)展到最后已破落瑣碎，著重考據(jù)而輕視義理，使得思想處于空窗期。玄學就在這些原因下，于240年-249年間發(fā)展并盛行 。 玄學與道教并非同物，主要書籍為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和《周易》，合稱三玄。思想核心為“無”，玄學家認為“萬物皆產(chǎn)生于無”。
“無”無法感應，但能主宰一切。玄學在政治上主張“無為而治”，并將儒家的“名教”與道家的“自然”結為一體，提倡“名教出于自然”。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、上下關系本來即有，不可否認。由于要求老百姓“順天知命”，受到當?shù)勒邭g迎而大力提倡早在曹魏時期，何晏、王弼即提出“名教出于自然”說。西晉初年，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，思想各有輕重，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。他們崇尚“自然無為”的態(tài)度，主張“越名教而放自然”。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“名教”外衣，對所謂“名教”禮法唾棄之。但因“任自然”觀點過于極端發(fā)展，呈現(xiàn)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。到西晉后期，玄學代表為斐頠及郭象。斐頠對“任自然”提出修正，主張“崇有論”，以矯“虛誕之弊”。郭象進一步證明“名教”即是“自然”，玄學發(fā)展至此已臻終結。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臺上，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，呈現(xiàn)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。 東晉時期，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，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。當時世族生活優(yōu)裕，多喜于名山古剎、別墅湖畔優(yōu)談玄理，成為社交活動。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，終日暢談玄理，形成茍且頹廢的價值觀，導致東晉朝廷逸于偏安。由于佛教東傳，許詣、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，與玄學互相激湯。若干僧侶也加入清談，傳達佛學，例如竺法護、道林等人。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，大多為寒族。如西晉斐頠、江敦、范寧，東晉應詹、陶侃、卞壺等人，范寧甚至著有“王何論”，嚴厲批評何晏、王弼二人。但清談仍歷久不衰，直到隋朝方衰，唐朝中期終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