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事變蔣介石的被捕 誰該為當夜的安保負責？

幾十年后，談起西安事變，眾多藍衣社魁首無不認為，“事變之發(fā)生，力行社負有根本的責任。這不僅是對領袖的保護失責，亦是政訓工作的失責……”

所謂“對領袖的保護失責”，與三個人有關。首先是蔣孝先。在“何梅協(xié)定”前后，他辭去了憲兵三團團長一職，改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三組組長，扮演了“帶刀侍衛(wèi)”的角色。在他的統(tǒng)轄下，幾十名精干特工分作三班，日夜負責蔣介石的安全。但，事變當夜，他卻不在蔣介石身邊，被認為“有重大失職處”。

蔣孝先之后，則是戴笠。接管調查課后，戴笠多了一項特殊使命，那就是在各處潛伏特務，以防止軍閥的“異動”。但，張學良替蔣介石延攬了滿洲責任后，蔣介石經常談到，“張副司令，忠誠厚道之人，不可欺之以方”;他更告誡朝天宮，“要表示真誠的合作”。為此，“戴笠不曾在張學良身邊設置伏線”(鄧元忠，《滕杰訪問》)。

又一個責任人，是書記長鄧文儀。它不僅和藍衣社的性質有關：作為“天子門生”、秘密組織，藍衣社天然有著護衛(wèi)蔣介石的職責;它還涉及到鄧文儀的一個重大過失：在向戴笠移交調查課時，他沒有移交一個情報關系，那就是奉軍交通科長蔣斌。許多人認為，倘若蔣斌始終與原調查課、后來的特務處保持聯(lián)絡的話，蔣介石將早有提防，西安事變是不會發(fā)生的。

所謂“政訓工作的失責”，指的則是王曲軍官訓練團。按照賀衷寒制定的《軍隊政工條例》，各地軍閥的政訓人員，均應由朝天宮指派。但，1936年春夏，二百余名原平津“南下擴大宣傳團”成員、后來的民先發(fā)起人，卻紛紛以東北大學學生的名義，面見了他們的校長張學良。其中包括“一二？九運動”的領導者宋黎。不久后，他們成為奉軍政訓處的主體，并在陜西王曲鎮(zhèn)，開始訓練大批少壯軍官。他們使奉軍迅速左傾。

這一年秋天，奉軍的反蔣態(tài)度已極為明顯，西安已成為“反政府言論的大本營”。在此期間，張學良幕僚、與劉健群私交極好的黎天才，甚至以開玩笑的形式告訴劉健群，“劉先生，副司令快要‘紅’了”……但，即使如此，深陷于傾軋、“獻機祝壽”和官僚化泥潭的朝天宮，依舊沒有覺察，西安正醞釀著種種密謀，其中包括異常極端的“兵諫”。

總政訓處長賀衷寒因此負有“嚴重責任”。賀衷寒之外，西北政訓處長曾擴情早已發(fā)覺了王曲鎮(zhèn)的異常，卻僅僅起草了一封報告;在報告石沉大海之后，他也樂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從此不再過問了。作為二百余名原“民先”隊員、西北政訓處人員的頂頭上司，他當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……

在藍衣社的顢頇茍且、得過且過中，12月12日，子夜時分，西安、臨潼兩處的槍聲一起發(fā)作。這一天，在臨潼華清池，張學良衛(wèi)隊隊長孫銘九逮捕了蔣介石;而在西安城內，楊虎城的部隊也占領了藍衣社的眾多公開機關：西安警察局、西北政訓處、不久前剛剛來到陜西的別動隊西北支隊……

兵變在三個小時內就結束了。但，這個凌晨，失去控制的亂兵使西安一片混亂。

第一個死于亂兵槍口下的，是接替蔣孝先、擔任憲兵三團團長的楊震亞。在西北期間，楊震亞屢次“整飭軍紀”，這些工作大多徒勞無功，卻得罪了大批奉軍、西北軍官兵。半夜時分，一伙亂兵沖進他的房間，將他的熱身子從被窩里拉了出來。一個兵用手電筒照了一下他惺忪、驚慌的臉，說了一句“就是他”，另一個兵二話不說，朝他的腦門就是一槍。

與楊震亞相比，死得更慘的是蔣孝先。楊震亞與奉軍的結怨，是在西北，但遠在北平時期，為禁絕販毒、檢查軍紀，蔣孝先就屢屢闖進奉軍軍營;他并且以皇親國戚、“天子門生”自居，得罪了許多人。這一夜，他帶著警衛(wèi)，從西安驅車回到臨潼;一路上，他就發(fā)現了層層崗哨，卻沒有絲毫疑心。直到一伙叛兵查問他的名字時，他依舊大大咧咧地回答，話未落音，密集的槍聲就響起來了。蔣孝先和警衛(wèi)都身中幾十彈，幾乎被打成一個篩子。

陳誠也險些遭遇不測。這一夜，當大伙叛兵闖進他的房間時，他們詢問起了陳誠的名字;陳誠如實回答了，但他濃重的浙江口音，卻使叛軍誤聽為原黃埔教官、也曾與奉軍結怨、時為洛陽衛(wèi)戍司令的陳繼承。幸好陳誠夫人譚祥極為機靈，她迅速反應了過來。在幾個叛兵舉槍欲射時，她大聲喊道，“他不是陳繼承，是陳誠”，這才救下了陳誠一命。

但死罪可免、活罪難饒，陳誠很快被押解到了陜西交通銀行地下室。這是叛軍囚禁南京要員、高級將領的所在。在這里，陳誠不僅見到了眾多高官，還見到了兩個藍衣社人物，西北政訓處處長曾擴情，以及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肖贊育。他們告訴陳誠，蔣介石也落在奉軍、西北軍的手里了，但不知道被關押在哪里。

又何止是曾擴情、肖贊育？這一夜，幾十名特務處人員、幾百名政訓處人員，以及以公秉藩為隊長的近千名別動隊隊員，也幾近被一網打盡了。他們沒有獲得什么好待遇，在衛(wèi)兵冷森森槍口的看管下，許多人在雪花飄落、異常寒冷的院子里蹲了一夜。與此同時，一些愛出風頭、招搖過市的復興社社員，也陸陸續(xù)續(xù)地被送到了這里……

直到天色大亮，當張學良押解蔣介石進入西安城時，槍聲依舊零零星星。除了橫沖直撞的叛兵之外，街上空無一人，大多數店鋪都沒有卸下門板。楊虎城部隊的紀律較為松懈，一些人趁機洗劫起了街道;在西京招待所，甚至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錢物也被洗劫一空。

這混亂的一夜，究竟有多少藍衣社人物被槍斃、被逮捕？沒有人說得清。但，也有不少幸存者。

幾乎是槍聲剛剛響起，別動隊的西安負責人公秉藩，就躲進了城內的一處民房。此后幾天，他以手槍為威嚇、以銀元為收買，嚇唬住了那戶人家。幾天后，當抓捕結束、西安盤查漸漸松懈之際，他化裝為趕驢人混出了西安，又變賣驢子作為盤纏，一路逃到了洛陽。

別動隊的另一頭目唐汝昌，在事變當夜就逃出了西安。他一路鼠竄，逃到陜西商縣后才給康澤發(fā)電報匯報事變。

特務處陜西站站長、兼為西安警察局長的馬志超，則趁亂化裝成一個女人，混出了西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