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:康熙乾隆為什么要明文規(guī)定禁奢靡之風?
始建于1875年,占地6080平方米,建筑面積2900多平方米,有“華北第一宅”之稱的石家大院,為清代津門八大家之一石萬程第四子石元士的舊宅。注重物質享受,盛行攀比斗富之風,歷史上時有發(fā)生,尤其在社會經濟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,財富積累到相當程度時??登⑹乐畷r,權貴和“土豪”們不僅揮金如土,而且,鄰里與鄰里之間、親家與親家之間,還經常相互較勁PK。
鄰里“土豪”攀比斗富,看誰“笑在了最后”
錢泳的《履園叢話》記載,康熙初年,蘇州有個富商叫朱鳴虞,“富甲三吳”。他的鄰居姓趙,是吳三桂的心腹侍衛(wèi),有錢又有勢。相鄰而居的兩個“土豪”,就像兩只公雞,一有機會就PK。凡是朱家請過的戲班子,趙侍衛(wèi)“必羅致之”,朱家給戲班多少銀子,趙家一定超過。
某年元宵節(jié),朱家為了顯示實力,在自家門前掛了幾十盞豪華精美的珠燈,把門口照得富麗堂皇,令隔壁趙侍衛(wèi)家的燈顯得暗淡無華。氣得趙侍衛(wèi)叫家人把朱家的豪華燈飾統(tǒng)統(tǒng)打碎。當時的吳三桂權勢煊赫,連蘇州府衙門都不敢得罪平西王爺的人,所以,朱家一時只能忍氣吞聲。
但是,朱家飆了勁地同趙家斗,動腦筋找關系,花重金結識了也住在蘇州城的吳三桂的女婿,借力打力,這才趕走了趙侍衛(wèi)。兩個土豪相斗多年,朱家受氣不少,當然花錢是更不用說了,卻是“笑在了最后”。
二地“首富”聯姻,兩親家不動聲色地炫富
而金安清在《水窗春囈》的記載中,乾隆中期,嘉興首富陶家與蘇州洞庭首富席家是姻親,兩家在來往中也暗地里較強斗富。
某日,陶老板到席家走親戚,水路到洞庭山的時候已經是晚上,因為“泊舟處至席屋約二里許”,于是,席家在這兩里多路上都架起了燈棚,遠望像條燈火長龍,讓老親家走夜路都不需要打燈籠,堪稱照顧備至。當然,此中既有熱情,更有炫富。精明過人的陶老板心里明白得很。
此后,席家招待陶親家,“張樂歡宴累日”。茶余飯后,席老板矜持地問陶老板,親家啊,您看我家的居住環(huán)境還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嗎?陶老板笑了笑應道,那我就不見外說真話了,其他都很好,只有兩點需要完善,一是大廳的地磚縱橫數尺,像皇帝行宮用的地磚,不太妥當;二是書房窗外的池塘里缺少些荷花點綴,呵呵。席老板聽了,一聲不吭。陶老板看在眼里得意在心里。
兩小時后,席老板又派人來邀請?zhí)绽习逭勈拢室鈳麖臅壳暗乃孔哌^,池塘里已經“荷蕖盈目”,到了廳堂,原本數尺見方的地磚已經全部換成一尺來方的了。陶老板“大驚服”。不服不行啊,兩個小時內栽種滿池荷花、更換整座大廳的地磚和布置!
但陶老板也在蘇州干了件露臉的事兒。他喜歡聽戲,到城里的絕秀班轉悠時,唱戲的見他一個穿著不顯眼的干瘦小老頭兒,這張張那望望的,就嘲諷他:“你這么喜歡看我們的戲,不如干脆把班子請到你家里演去,但是哦,每天除了戲價外還得供應我們風魚、火腿做菜肴,否則的話,我們是不去的,呵呵,老頭,你能請得起嗎?”
次日,有個嘉興人來絕秀班定了一百本曲目,一下子來了單大生意,班主很開心。戲班子進了嘉興雇主家后,管家安排他們在一個門窗都關閉得嚴嚴實實的大房子里自行演出,沒有一個觀眾,而且,每天中午和晚上的菜肴都是風魚、火腿,沒有其他的菜。
戲班子的人沒見過這等陣勢,不知這是賣的哪門子藥,只好悶頭唱戲,一連唱了十天后,班主堅決要見雇主。雇主一現身,戲班子所有的人都羞得滿面通紅,原來,雇主就是他們嘲諷的那個小老頭,于是,都趕忙磕頭賠禮不迭。陶老板這才消了積怨。
康熙乾隆嚴禁奢靡之風,下旨禁廣東造象牙席
這樣斗富炫富的例子,在清朝不是個案,而是常常有之,尤其是以江南較多,譬如浙江嘉興的查氏、方氏也頗為突出。
再說晚清鼎鼎有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,“其子店遍于南北,富名震乎內外”,國庫缺錢時,還常常要向他挪借,堪稱“大土豪”。他早期創(chuàng)業(yè)時并不奢侈,但當他富可敵國時,卻肆意揮霍,生活奢靡,與人斗富,這為他后來的身敗破產埋下了致命的伏筆。
“良賈善藏若虛”這句古訓,歷史上,富起來的商人很少真能做到。
歷史上雖有人認為,社會風氣奢靡、土豪斗富等等,也能促進消費、拉動內需。但更多有識之士指出,這樣的繁榮是畸形的,于個體而言,殷實的家道難以維持長久;對于社會來說,彼此效仿,養(yǎng)成奢靡浪費、攀比斗富等不良社會心理和風氣,弊端多多。
所以,歷史上處于上升時期、積極有為的統(tǒng)治者,幾乎都反對奢靡之風。勵精圖治、吏治頗為清明的清朝前期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《清史稿》卷九記載,康熙在位時,躬行節(jié)儉,宮廷的地毯“用至三四十年”,若非溢美之詞,足以讓“土豪”們?yōu)橹鋈弧?/p>
雍正皇帝常拿前朝的節(jié)儉故事來教育皇室后代和大臣,嚴禁奢靡之風。如雍正十二年(1734年)四月,雍正下旨嚴禁廣東制造奢侈品象牙席,并且明文禁止民間“土豪”購買使用。這是寫進了正史的,可見,當時奢靡攀比之風已經引起了政府的注意。
《清史稿》還記載,在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因為當時國情是“生之者寡,食之者眾”,乾隆下旨要求各省的地方官員不僅要帶頭節(jié)約,而且還要對百姓“勸諭化導,俾皆儉樸成風,服勤稼穡,惜物力而盡地利”。
可見,一個有正確價值觀、良好道德自律的社會,是唾棄奢靡浪費和炫富斗富的。